[摘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跃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积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时期方向目标一致，具体工作上的不同做法，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决定的，不能互相否定。应借鉴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推动各项改革协调推进，扩大人民对改革决策的直接参与和监督，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加强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推进理论创新。

    [关键词]“两个不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两个历史时期的评价，出现过两种极端看法。一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认为搞社会主义是“误入歧途”，改革开放是逐步接受“普世价值”的过程，应该以西方为标准搞“彻底改革”；一种把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过头了”、“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两种看法尽管不同，但都是把两段历史对立起来，不利于深化改革、凝聚共识。

    事实上，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历史时期既互相联系，又有重大区别，这种区别是在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基本制度下具体做法的区别，都是为了回答如何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无论否定哪个历史时期，都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区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回顾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习近平所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观点是有具体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的。

    一、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在前一历史时期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以改革开放的成功来否定前一历史时期。

    第一，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清朝洋务派和国民党政府时期也曾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制度落后和经济依附性强，工业化进展缓慢。1949年，我国现代经济成分不到10%，仍是典型的农业国（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初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参见《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没有前一历史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我国就不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

    第二，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是良种、化肥和机械化。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业生产几乎全为手工劳作。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机械和化肥，另一方面农村组织集体劳动，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良种繁育。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参见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参见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20世纪70年代末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耕作条件发生历史性变化。（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0—131页。）这些基础同改革之后的惠农政策结合起来，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

    第三，普及了基本医疗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跃升。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普及了低水平但广覆盖的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建立了劳动保险制度，包括健康、教育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的合作医疗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并向全世界推广。1979年，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参见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妇女解放也走在世界前列，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新的环境下成长起一批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劳动力大军，为后来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有生力量。

    第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结构的改善，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前提。一方面，建立了一个公平的社会。社会公平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新中国使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打破了原有阶层结构，普通工人农民第一次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利，激发了劳动积极性。我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因此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参加改革的积极性，改革也受到人民的拥护。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第一次被组织起来，兴办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结束了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

    第五，积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一五”计划形成了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很快党和政府就对其进行了改革。一方面是经济管理权力下放。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毛泽东推动下，两次把经济管理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和企业，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方政府已经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97％的企业是地方企业，县域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遍地开花，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创造了条件。（参见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3页。）另一方面是在基层经济单位中实行民主管理、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党高度重视同腐化变质做斗争，采取许多措施保持党的纯洁性，推动基层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缩小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在生产关系中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保护了普通劳动者权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

    第六，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亿万人民节衣缩食、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打破列强封锁，不向霸权低头。没有30年的努力，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就不能成为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大国。特别是，1972年中美关系大门打开，以及和一批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后来的开放创造了条件。

    由于受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加上缺乏建设经验以及具体工作失误，改革开放前也存在过许多问题，甚至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正确的历史结论。但更要看到的是，这30年毕竟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社会经济变革。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干部群众仍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不小的建设成就。前人吃苦，后人享福，这30年，是党和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30年，是胸怀理想信念、不信邪、不怕压的30年。不仅为后一历史时期留下了殷实的物质基础，更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二、改革开放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又在具体实现形式上进行创新，和前一历史时期是有机的整体

    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搞过头了”。也有人主张，改革力度还不够，应该用西方标准，全面改造我国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才算进行了彻底全面改革。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始终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发展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一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缺一不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历史性创举。既不能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否定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也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改革开放引向错误方向。

    第一，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2%增长到10%，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空前的成就，是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也是对改革开放前几十年艰辛探索的延续和回报。否定了改革开放，也就否定了新中国的整个历史。

    第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一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方针，并且将其定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历届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以贯之的。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归功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成功结合。一方面，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历史的必经阶段，我国的生产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参见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而不能绕过这个阶段。另一方面，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全面市场化改革”（除了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大量学者持这一观点，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自由市场的坠落》，〔美〕斯蒂格利茨著、李俊青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广泛引入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国有经济、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因素，来弥补市场的不足。我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通过政府调控、监管以及发挥公有制的引领、调节作用。例如，我国国有经济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在高铁、航天等领域走在国际前列，国企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我们发展国有经济，搞宏观调控，并不是“回归计划经济”和“走回头路”。再如，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不仅成为发展规模经营的基础，而且为广大农民工提供了社会保障，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保障了农村稳定。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为外国控制，一些国家的失地农民涌向城市，形成贫民窟。这些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既归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确立，又归功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前30年打下的基础，单纯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不能很好地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当然，我国市场机制还有不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也有不少越位或缺位的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人民民主，规范政府权力。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而否定市场经济，又不能因为政府职能还不完善而相信“市场万能”。

    第四，在改革开放中，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社会建设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并不能够自动带来民生改善，而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完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历经百年，才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而我国是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引入市场经济，所以尽管在市场经济初期也出现了劳资矛盾、看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但国家也在调整相关政策，并取得初步成效。以近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例，我国用不到10年的时间，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基本完成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迈出了关键性步伐（参见孙志刚：《积极稳妥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这同一些国家的医改举步维艰形成了鲜明对照，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这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虽然在改善民生方面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但同发达国家早期阶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解决民生问题力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只要坚持深化改革，加大投入力度，强化政府责任，这些问题一定能够早日得到解决。所以，不能用民生领域暂时存在的不足来否定改革开放。

    虽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做法区别很大，但其目标和方向始终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奋斗目标。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一切成就都是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的，无论否定哪一段历史时期，都是人为制造对立、撕裂社会共识、打击民族自信，丝毫无益于改革的推进。 

 三、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做法，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决定的，不能互相否定

    两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现在有条件做的事，以前未必有条件，适合以前的发展战略，未必适合现在。对于这些情况，不能用一个历史时期来否定另一个历史时期。

    第一，两个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对外开放有先有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全面开放，并非是主观上要闭关锁国，而是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格局下，我国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此外我国产业基础差，不加选择地开放，难免会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沦为经济殖民地。随着我国国防和经济实力加强，相继取得了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等重大外交突破，不断积累实力和扩大国际空间，对外开放的条件不断成熟。同样，即使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也没有无限制地开放，而是始终按自己的需要，有顺序、有步骤、自主性地扩大开放，不能把两个历史时期简单地说成封闭和开放的对立。

    第二，两个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发展重点，决定了经济建设分轻重缓急。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不快。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既不能像英美等国家那样，通过对内圈地、对外扩张来完成原始积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通过牺牲主权、充当大国的军事基地来换取经济援助，只能集中国内的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页。）。改革开放后，重工业已有一定基础，才有条件调整发展战略、引入市场经济、发展消费工业。如果不及时完成这个转变，就会像苏联那样，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正是前一历史时期的积累，才换来后来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这是一个先后递进的过程，不能相互否定。

    第三，两个历史时期我国都没有照搬书本和国外模式，不能以是否符合书本和国外模式作为评价两个历史时期的标准。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因此要否定改革开放。也有观点认为，只有改革开放之后的做法符合西方经济理论，因此要否定前一个时期。这些看法都不正确。前一历史时期，虽然我国受到苏联模式的很大影响，但是也对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后一历史时期，我们也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而是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样板，把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是一种教条主义。把西方模式作为改革的样板，甚至认为只有搞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议会民主政治，才算是真正搞了改革，这同样是一种教条主义。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也在深刻反思如何弥补市场失灵的问题，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总之，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那些用理论教条和外国模式来否定我国做法的观点，都不利于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的发展道路。

    第四，我国发展起点落后，不少做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对此可以总结教训，但不应求全责备。改革开放前，虽然存在积累率过高、大锅饭、束缚个人自由等问题，但是毕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保障了民族独立和基本民生。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的剧烈贫富分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健康和教育水平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命脉被外国控制等问题，我国都成功避免了。我们坚持“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虽然暂时增加了负担，但避免了像拉美以及新中国成立前的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在后一历史时期，我国实行渐进式改革，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等国“休克”疗法带来的问题。对这类情况，既要看到现实中的不足，更要看到避免了更严重的问题。不能做事后诸葛亮，根据想象中的理想模式，完全否定实际的做法。

 四、借鉴两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讲“两个不能否定”，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在充分交换、比较、反复的基础上，超越“左”和右的两个极端，通过辩证思考，树立科学的新改革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在改革方向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同时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同时，他要求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对改革开放性质和方向的科学回答。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这条新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它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扩大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这个前提下，要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市场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把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有许多值得探索的新课题。

    第二，在改革重点上，更加注重增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历史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一个重要前提是收入分配比较公平，没有特殊利益阻碍，各个群体都有较强的创业机会和消费能力。我国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水平低。这个问题不解决，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结构调整都无从谈起。从国际上看，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有以更大力量来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重新恢复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走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第三，在改革切入点上，以社会建设为抓手，推动各项改革协调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并重，是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经验。当前，解决经济问题，仅仅靠抓经济本身已经不够了，必须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既有利于凝聚改革共识，又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服务业发展、解决就业、提高人力资源水平，还能够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能力，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扬人民民主，实现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协调推进。

    第四，在改革动力上，坚持群众路线，扩大人民群众对改革决策的直接参与和监督。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直接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逐步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近年来，不少地方在网络问政、开门决策方面作了许多探索，这些做法应该进一步探索，这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只有走党的群众路线，扩大人民的直接参与，才能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克服既得利益干扰，使改革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第五，在改革的组织保障上，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健全优化基层组织。我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我们党的组织扎根基层，具有很强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这是我们党执政力量的来源，也是我国的制度优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利益多元化，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这对于维护基层群众的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都是不利的。应当在新形势下继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把基层组织建设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扩大群众和基层党员对改革的有序参与结合起来。

    第六，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加强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推进理论创新。道路决定命运。我们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不是为了回避矛盾、拖延改革，而是因为无论哪种现成的发展模式，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曾经照搬苏联模式，走了弯路。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推行绝对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东欧、拉美不少国家照单全收，导致严重经济社会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对自由经济的迷信，现在连欧美自己都在深刻反思，我们为什么还要照搬呢？走自己的路，当然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但是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想办法解决。走中国道路，不是要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是为了全面认识中国发展的规律，形成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自信，既不迷信传统社会主义，也不迷信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

    6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探索就会有曲折。只要不断实践、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越走越宽广。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