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其一些党员干部，他们从廉官变为贪官、从政要变为囚犯、从公仆变为罪人、从“黄牛”变为“老虎”，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坠入“室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的“黯淡无光的铁窗生活”，昔日的“政星”之所以成为腐败分子、阶下囚，挖根找源，这里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为私”、“一心可丧邦”，“为公”、“一心可兴邦”，人毁与人兴，国毁与国盛，党亡与党存，“只在公私之间耳。”公私一念间，荣辱两重天。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抱公绝私”，好比群蜂筑巢；“损公肥私”，宛如蚁穴溃堤。心中无私天地宽、底线为公不可摇，士崇名节道方兴、名节如壁不可污；清政廉洁不患贼、清风两袖政德高。公私检验宗旨、检验政德、检验党风、检验党性，功过、忠奸，成功，荣辱只在公私间。

在义与利之间，义为公、为荣，利为私、为辱，要以义弃利。子曰：“君子义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就是说，君子做事学以道义为基础，将义作为本质，以礼义来实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事情。在孔子看来，义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由于君子是孔子崇尚的人格，那么，小人则是孔子反对的人品。《论语》中显示出的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能够称为君子，在于君子是为义的；小人之所以叫小人，在于小人是为利的。义为公、利为私。义为天理之所宜，义便是公；利，为人欲之所系，利便是私。义和利，均在公私间。君子守义不辱，在于守住了本心，就是孟子讲的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学而优则仕”，并不是读书学习就是为了做官，当人上人，其根本是君子为官从政，要承担社会责任，为大众服务。在于孔子认为，入仕为官必须遵循义的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绝不能为利。孔子的君子取义，表现为刚毅正直，勇于担当；君子睿智，不投机取巧；君子识度，不苟且附和；君子外圆，但内方；君子权变，但守经。正如曾子所讲，君子的义是“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才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在古代，“精忠报国”的岳飞，“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啮雪吞毡”的苏武，“碧雪丹心”的文天祥，“壮志难酬”的辛弃疾……，都是为义、为公、为国而献身。为义，必须守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马克思言：“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我们从来都不否定人们对正当利益包括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坚决反对的是“非正义的剥削”，冷冰冰的利已主义的算计。列宁指出：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我们讲利益，是讲合法所得、正当分配的利益，决不是假公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所得。共产党人在奋斗中，历来主张“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崇高标准，突出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决反对功利之心当头、个人利益至上和拜金主义当道的利己观。利，是一把双刃剑，在追求利的过程中，有的人往往只看到满足私欲的一面，却忽视“利”也能给人带来压力和祸害的一面。“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反观今天，党内出现的“抱团式腐败”“塌方式腐败”“家庭式腐败”，根子都在讲私利不讲公义上。一些腐败分子的坠落历史，大多都在从公私不分开始，公车私用，公物私占，公费旅游，公款宴请，从占公家便宜到公然侵吞公款。不曾是吗？有些人竟把“公权”变“私权”，为个人谋利益，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利义之间，决定功过。“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在义利之间，有条红线，那就是法律、道德、规矩、政策、制度、良心这些底线。越过这条红线就会失掉底线，公就会变成私，就会触电、坠崖、搁浅。所以，人一旦只图私利，忘了公义，便销钢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非常危险、可怕。怎样看待私利和公义？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以“义”指导人生，一个人就能明了责任和担当，就有了精神的穿透力；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地执着追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就有了前进目标，能培养塑造和谐、团结、向上，凝聚巨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党员干部要有以义为公的坚强定力，不为私欲所迷，不为利益所惑，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干实事、谋公事上，头顶“人民公仆”称号，肩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牢记入党时的初心，在“利”字面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绝不为私利所惑，“宁为岩畔柏，不随秋叶扬”。所以说，党员干部的利应“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计利要计天下利，“为天下计，而不为个人计；为人民计，而不为家族计。”“伸手摘红叶，我取红透底。浅红与灰红，弃之我不取。”对从政者来讲，计以天下者得天下，计以民者得民心，计以蝇利者得蝇利，计以恶利者得恶报。做官与谋利从来就是两条平行线。取义，要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高、还重、还大。生死诀别为义而在，绝不为利而亡，正如《论语》所说，对于道，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成仁”。习近平指出，在义与利面前，党员干部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又指出，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都与公私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可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已奉公、严格自律。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在廉与贪之间，廉为公、为荣，贪为私、为辱，要倡廉去贪。廉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战国时期屈原的“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末沫”，到西汉刘向的“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从唐代柳宗元的“激浊而扬清，废贪而立廉”到北宋包拯的“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都说明为官要廉洁，心境高雅，正气充盈，公正气清，百毒不侵，万众归心。廉者、公之根也，廉政、政之本也；贪者、私之源也；贪污、积成罪也。公等于廉，贪等于私。公者，一心为公；正者，正气浩然；清者，清峭峻节；廉者、两袖清风，公可兴邦、正可壮邦，清可建邦、廉可强邦。邦兴邦衰、廉贪之分、在公私间。从贾谊的“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司马光的“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林则徐的“益以身许国，但求福利民，与民除害”，均见“淡泊明志，夙夜在公”。“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于是，就有了清人则毅的“清节之操，一尘不染，谓之廉”。一文虽微，能污清白人格；万金价昂，难收公道人心。禽鸟之美，美哉翱翔；猛兽之美，威哉奔越；富豪之美，回报周遭而不奢；官员之美，心系百姓冷暖而不苦。人之威、之美，出于洁、干净、正派。廉生爱，爱生美，美而生趣，其乐无穷。廉心可久于日月。廉者常乐于无求，贪者常乐于不足。“世风常伴政风变，人品应随官品升”。知廉不举，则为失策；知恶不黜，则为祸始。水清则明，人清则廉。凡为官清廉不贪钱财者，常以“两袖清风”自誉。为官清廉、光明正大，才不受蒙蔽、一身清白，没有私心、处事公正。铸公心能养廉，藏私心则纵贪；廉为公、万民皆欢，私长贪、万众皆骂。何为公廉，就是公正清廉。公是德行，廉是根本。公指公正、正直、不偏私；廉指清廉，从政干净。官员贵恭慎、立身贵廉明，处世贵公道，一切为公转，不偏不倚，百姓才心悦诚服。所以，“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欺。”人类社会政权的衰败乃至灭亡，昭示了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亡”。历史和现实昭示世人：清廉之路，阳光坦荡；贪脏之途，身败名裂。竹以直而美，人以正而尊，党以廉而强。私心杂念这一枷锁告诉人们：“人只一贪之私，便销刚为柔，塞智为昏。”为官图私，多自欲生走向邪路。贪，与廉相对立，与公相对抗，与私相接团，它是人性中存在的恶性因子。古人曰：“澄叙官方，首严墨吏”，戒贪是首要一条。“人既受命以牧欺民也，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自不受也。”贪墨之吏，不仅害国、害民，也害己、害家。观古察今，廉虽神圣，行之者却不皆然；贪虽极恶，陷之者难以数计。“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党员干部贪欲膨胀，往往为物所役，受制于人。一些落马的高官，正是经受不住物欲的诱惑被商人、老板“围猎”而葬送自身。在廉与贪的公私间，公的正能量是治贪的灵丹妙药。公，如同阳光雨露，既照耀大地又滋润大地。公心纯正，无陷媚之心、阿附之习；品行端正、道德高尚，而唯众是公、唯善是举；无私无畏，坚定党性、原则，立场；公而心明眼亮、精清气爽，杂念少而无邪念。最为主要的是，公生廉，廉生威，营造政治生态清风正气。北宋黄庭坚在《登快阁》里说：“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他把自己当作一心想把官事办好的痴儿，这是多么崇高的公心为民呀！所以，党员干部要以公心为镜对照自己的思想、以清政为尺检点自己的言行，以廉洁为钟提高自己的境界，真正做到位高不移公仆心、掌权不忘责任重，勤政实干造民福，做一个让人民满义、人民放心、人民爱戴的人民公仆。

在俭与奢之间，俭为公、为荣，奢为私、为辱，要强俭灭奢。俭是治国之道，奢是丧国之源；俭是做人良策，奢是害人毒品。“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为奢”。这是历史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规律，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六一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到“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到秦朝二世而没的教训引人深悟；从“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盛唐走向衰败的转折嗟叹；从夏桀的穷奢极欲到古罗马帝国贵族们的奢侈无度，从清末“八旗子弟”的蜕变到苏联“共产主义贵族们”的特权……，治乱交替，盛衰轮番，历史不正警示我们奢靡之始，就是危亡之渐。所以，古人有着“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的论述；有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品格定论；有着“侈恶之大，俭为其德”的劝告。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撰《禁止馈送檄》，贴于居院门：“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既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俭朴、干净，清贫、廉政，一心为公是从政之本，更是从政底线。“由是观之，奢侈者可以戒，节俭者可以为师矣”的警世恒言。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共同标志；奢侈，是最大的恶行。讲节俭，国家昌盛；搞奢化，国家败亡。古人云：“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北堂书钞》有一则奉公为国“不燃官烛”的掌故：“夜与士对坐，处暝暗之中，不燃官烛”。这既反映官员为国节俭品格，又反映公私分明。巴祗不燃官烛，是因为官烛所代表的是公共财产只能用于公事，与私人之事有着分明的界限。官烛一燃，随蜡烛一起燃去的将是公与私的明晰界限，官员就失去了坚守底线的名节操守。俭朴是一种公德、也是一种为公；奢侈是一种欲望、也是一种私欲。俭朴奢侈两重天，就在公私两之间。1936年春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当他看到毛泽东吃的是粗糙的小米饭，周恩来睡的是简陋木炕，彭德怀穿的是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林伯渠载的是断了脚的用绳子系着的眼睛时，他被共产党领袖们的清贫节俭感动了，当及断言，这种作风会产生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力量——“东方魔力”，将会是中国的“兴国之光”，这个断言被历史所证实。俭朴，是超越经济状况的一种人性与美德，美就美在出于公心，一切为着国家、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的俭，不仅仅是为个人而俭、为家而俭，它着眼于“天下为公”，为人民利益而俭，是最高尚和最崇高之俭。共产党人的俭，对人民而言，他是开福之源；官本位的奢，对个人来讲，他是起贫之兆。“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易经》上讲：“君子以行过平恭，丧过于哀，用过乎俭。”孔子讲：“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白居易有句名言：“奢者狼籍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每人党员干部都俭为公来以俭奉公的，有些人则抛俭求奢，追求用公款“食必珍，衣必华，行必车，居必丽”，于是贪沾公款，大肆挥霍，花钱如水，毫无心痛之心。这种俭与奢，在“百善俱兴”和“百恶俱纵”中，最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俭则智荣，奢则知耻。不能因是公家的钱，就大手大脚，竟相奢侈、乐当“土豪”，这种“败家行为”对人品、对社会风气都是一种损害。富而不奢，俭以为公，才能提升精神境界。党员干部要弄清这样一个道理：“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要以俭为荣、以奢为辱，把俭仆作为一种品质和作风加以修养，让俭朴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之，始终保持思想纯正、品行端正、处事公正、为官清正的品格。

在善与恶之间，善为公、为荣，恶为私、为辱，要扬善惩恶。古人在道德范畴内，一直强调向善向上的风范。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最基本的价值评判源于儒家把“善”与“恶”作为唯一标准。千百年来，人们皆以“善”与“恶”界定荣与辱、功与过、好与坏、香与臭、美与丑、公与私。善——指善良、善心、善行等，它与恶相对立，也就是说，善与恶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善，指人的行为及其表现出的品德符合人性并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性质，古人强调“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最好。今天讲，“至善”，要求更高，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表明追求“至善”没有止息的时候。人们总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彰显出“善”，深植人心。面对善恶同在的情况下，能否“出污泥而不染”，像屈原那样“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这是一种严峻考验。正向孔子说的那样：“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扬”，在善与不善，贤与不贤之间作出正确选择，抑制心中的“小我”，摈弃人性中的“渣滓”，涵养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公的人、高尚的人、崇高的人。早在上古尧帝之时，就有一句善意为公的话，党员干部应切切记取：天下“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也；一民或罪，曰此我陷之也。”一切责任都在我，才叫大善、大德、大公。善恶之间，见证于公私。我们讲扬善惩恶，其目的是坚持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谋求个人的任何权利和私欲。何为善？俄国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回答说：“善就是真理，即唯一正确的，忠于自己的生活道路。”苏格拉底认为：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他人来说就是善。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从善与恶的相对性看问题，善，就是公、为公；恶，就是私、图私。中华传统美德，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公私的对立引发的，“善恶生于公私”。所以，“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即为小人。”“君子有机则成其善，小人有机则成共恶。”公心的最高境界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党员干部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要坚守“破私立公、克已迁善”，“公重私轻，先公后私”，实现“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心地向善，就会带你走进温暖纯净的光明世界，在为众人播撒希望中成长为众人的希望，社会也会在我为人人中迎来人人为我的和谐；心地向恶，灵魂被财色名利缠缚，终会坠入万劫不复之渊。天下为公者，则善虽小而大；苟在一身之私，虽多亦少。我们倡导善道、善为、善心，领导干部应立志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就是靠大干干大事成就党的大业；只图个人名声者，会从群众视野里消散。周恩来说：“有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之害也。”为官一任，关键是激扬以天下为公为己任的崇高精神，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以百姓为重，这样做必将感染更多心灵。私心，乃百病之根，万恶之源。人，一旦私心膨胀，公私天平就会倾斜，原则信仰就会丧失。由于其行径为所欲为，不至殒颠而不止。私心胜者，可灭公。“私”的负能量难以想像，破坏力则不可估量。私心重，或利欲熏心、唯利是图，道德败坏、欺世盗名，目光短见、心胸狭窄。私心强者，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窃取权力、玩弄权术，违法违纪、葬送终生，不少贪官的事实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为政以善，闪闪发亮，晶莹夺目，像巍巍高塔，似郁郁青山；政德以恶，狰狰可恶，丑陋不堪，似污泥浊水，如秽气刺鼻。古人云：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但日有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但日有所亏。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也知道自己存在的恶之病、私之毒、松之害、危之险，可就是知病不愿医治，知毒不去消毒，知害不愿除害，这是很可怕的。康熙曾说：“为官者一生一世直面大千，有两事不可推卸，一为惩恶，二为扬善。恶不除，善不能扬；善不扬，恶更昭彰。”除恶与扬善，本就是一体两面，如果不知恶、不除恶，就难有吏治清、国运兴，正谓“草茅弗去，则害禾谷。”清代申涵煜在《省心短语》中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扬善惩恶，古人朱熹曰：“羞，耻已之不善也；恶，憎人不善也。”说明羞恶之心是一种情感意识，有了羞耻之感，就能促使主题控制，自然会遏制欲望的负面感情，就不会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显然，修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价值取向，更是具有现实操作的伦理道德范畴，照此治理，“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斩万竿”。善道、“大道”通天下，“为公”、赢得万民赞。传天下的人都能同进大道，共臻于大同，为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党员干部应将“天下大公”的理念和朴素的家园情怀，深深地融入一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底蕴。

在权与已之间，权为公、为荣，已为私、为辱，要秉公舍已。党员干部手里都有一定的权力。不过，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用权为民，就能为民造福，国富民强，天下太平。否则，以权谋私，用权为己，足以祸国殃民，既害民又害已。权力好比一个魔怪，当它被关进笼子里时，尚能规规矩矩，而一旦被放出笼子，则如虎兕出柙，就会张牙舞爪、伤人害人。权力生于民意，操于吏手，守于公私之间，关乎民生重计。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秉公为民、民必敬之；亲民之官，一心为民，民必爱之；爱国之官，计先为民，国永记之。用权为民不为己，掌权为公不为私，为民者民亦亲，爱民者民亦爱，富民者民亦赞。用权秉公不为私、为民不为己，才能立起党性，党的宗旨。那些当国家的官，发自己的财，“拿官帽”换银子，此路不通。凡吞掉民脂民膏者，迟早要统统吐出来。权力无牙，用权为私，却能吞噬理想信念；权力无手，用权图私，却能推人堕落；权力非药，用权谋私，却能迷醉失魂。《尉缭子》云：“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谋划兴国安邦大业，靠官吏；制定剂事安民良策，靠官吏；践行政治路线，靠官吏。“官清民自安，官劣民必衰”。权为民用，万众之福；以权谋私，天下之殇。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公文化”源远流长而深厚。共产党人更应拓展“公”的内涵与境界，让公道、公正、公心，成为价值信守和基本准则。“公”，体现在共产党人的价值准则上，就是公正办事、公道用人，恪守党性原则。毛泽东曾为自己定下“三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县委书记谷文昌反复叮嘱“不许沾公家的一点油”，当他发现县委机关食堂炊事员给自己的小儿子多打了点菜，从此便禁止孩子到食堂买饭。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正是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标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气质，无数共产党人正是以公心、公正、公道筑就了一道道可歌可泣的丰碑。作为领导干部，头上顶着一层“天”，那是上级组织；脚上拥有一方“地”，那是人民群众。上对“天”负责、下对“地”负责，只有秉公用权，才会“天”上支持，“地”下拥护，领导干部才能真正顶天立地。“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私分明，党员干部在作风上锱铢必较，不为私欲所动，不为私情所困，不为私事所扰，做到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公心处世出清风正气。共产党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怎样看待人民？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靠山是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人民用带着体温的乳汁营养了失血过多的英雄战士，是人民用双手推着吱扭吱扭的独轮小车一路风雨兼程支持了革命走向胜利，今是，是人民参于改革、靠撸起袖子加油干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古代曰：“以百姓心为心”，这是用权的出发点，又是用权的归属点。清代钱泳主张：“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对老百姓来说，如果经常打交道的是“无利不起早”的官员，看到的是“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职能部门，遇到的是“就学就业”都是一套“潜规则”而让人焦虑失望者，怎不失信于民呢？古人廉政官员都以“世俗以形骸为生死，圣贤以民为生死。赫赫与日月争光，生固生也，死亦生也。”从而为民情怀，如日月经天照耀着我们的路程，如江河纬地滋润着心田，那跨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就是一面迎风猎猎的旗帜。“谁终将点燃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党员干部用权，不能公权私用、公权滥用，更不能把权力变成寻租的工具。唯有公权为民，才能以良法善策的德政为民谋福祉。当下，有些党员干部不是用权为民，而是用权为己，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吃喝玩乐，被群众称之为“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把老本丢光了，把人心变凉了”的坐上宾；也有的理想信念滑坡、党性原则缺失、纪律意识淡薄，把信仰当笑谈、把初心变私心，把规矩当摆设，心口不一，知行背离，成为不折不扣的“两面人”。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台上宣誓、台下放肆，台上认真、台下任性，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贪腐的“伪君子”。打“虎”拍“蝇”以来，有些党员干部出现了另一种面孔，说什么现在紧箍咒多了，不想干事了；违规风险大了，不敢干事了；当干部不潇洒了，不再干事了。对党员干部来说，国事大于家事，使命重于生命，大我高于小我。所以，要把权力当成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一旦权力成为一种乐趣、享受、谋私工具时，那么一切就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应成为秉公为民的重担、重任、使命、压力，甚至把权力看成是人民性、党性、政治性的综合体，而积极地去贯彻、去执行、去落实。对此，习近平提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党员干部要做到心中有党、满怀忠诚献忠心；心中有民，情如鱼水见赤心；心中有责，勇挑重担出苦心；心中有戒，党纪高悬展铁心，这样，才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执好政。共产党员时刻要记住：“活着的时候越无私，人民的怀念也最永恒”。（作者系河南省郸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